
周积源(87岁)
七十多年前,我和堂兄周积琏年纪尚幼,却先后投身革命,加入了新四军。战火纷飞,通信闭塞,见面成了奢望,但命运总会开一些意外的玩笑。在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,我们竟有过几次难得的相聚,其中三次特别深刻,铭刻在我记忆的长河里,永不磨灭。 1949年解放上海前夕,我第一次与堂兄相遇。当时,我所在的连队驻扎在苏州著名的佛教圣地——西园寺。寺中五百尊罗汉像各具神态,即便在战时,敌机频繁轰炸扫射,仍有游客前来观瞻。我那日站在寺庙前,几名群众围住我,惊呼:哇,这么小的一个解放军!我才不满十六岁,穿着略显宽大的军装,上衣垂到膝盖,腰间束着黄皮带,腿上裹着绑带,肩背红十字包。虽然装束笨拙,但我自觉得英姿飒爽,内行一眼就能认出我是卫生员。围观群众见我年轻有礼,便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,还化解了对解放军的某些误解。就在这时,三位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走近人群,其中一人听到我说一口家乡话,立刻仔细端详我,惊呼:啊,积源,怎么是你呀?我顿时被他揽入怀中——原来是我的堂兄周积琏!与他同行的两位战友也大吃一惊。两年多未见,这次在大江之南的苏州意外重逢,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。围观的群众知道情况后,也都为我们感到高兴。第二天,我找到了堂哥所在的部队——那时年仅十九岁的他已是团警卫连指导员,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。上海解放后,我们兄弟随各自部队一起北上福建。第二次相见发生在福建解放后的第七个年头。五十年代初,蒋介石集团妄图反攻大陆,频繁从海上、空中沿海各地偷袭、轰炸。我在兵团直属单位改行做政治工作,而堂兄长期驻守海防前线岛屿,六年多未曾谋面。1956年7月,堂兄出差福州,并提前告知了相见地点:东街口八一礼堂附近。我按约而至,转了几圈仍不见人影,正焦急时,一位军人问我是否找人,我答是,正寻找周积琏。那人喊了一声,就是他!堂兄立刻跑过来,手拉我的手,从头到脚仔细打量,连声说:刚才没认出来,你长高了。旁边的战友笑着说:六年多不见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一下子认不出很正常。由于堂兄当日要赶回部队,我们便在味中味饭店点了两个菜,聊起分别后的酸甜苦辣。六年光阴,战火纷飞,谈何容易?我们聊老家亲人,聊战友思念与感恩,聊工作与学习……堂兄讲述解放厦门时受伤的情况,我则回忆进军福建途中生病高烧、战友背扶的经历,以及组织决定我改行做政治工作的经过。两小时的相聚,笑声与泪水交织,浓缩了六年多的离愁别绪。临别时,堂兄千叮咛万嘱咐我珍惜身体,好好学习,努力工作。这是革命胜利后的难得重逢,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体会到兄弟相见不相识的深意。 第三次相见,更是刻骨铭心。1968年9月至1969年1月,党中央在北京举办第四期全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,万人齐聚,等待毛主席亲切接见。堂兄任某团政委,我是福建省军区工作人员,同属福州班,驻在同一个大院,幸福地一起学习百余天,并参加天安门前的国庆19周年大典。国庆清晨四点,我们胸前佩戴功勋章、纪念章、毛主席像章,乘大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前,整装待发。十点整,毛主席与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,现场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,歌声与呐喊如潮涌动。壮观的阅兵持续一个多小时,我们席地而坐,静待夜晚金水桥边的焰火表演。灯光与烟花交相辉映,天安门广场、长安街汇成绚烂的海洋——人海、歌海、花海、幸福的海洋。在欢乐的时刻,我和堂兄紧靠一起,眼睛紧随毛主席的身影,泪水悄然滑落,却拼命提高嗓门,高喊毛主席万岁,希望伟大领袖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回到驻地,我彻夜沉浸在幸福中。次日,我们在天安门毛主席巨像前手捧红宝书拍下合影,将兄弟第三次相见的幸福瞬间永远定格。 岁月如梭,新中国已迎来七十周年。我们兄弟一生戎装未下,历经艰辛与磨砺。耄耋之年,享受盛世之福,在军休所中安享幸福,饮水思源,不忘当初的峥嵘岁月,这是我对过去岁月最真挚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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