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积源（87岁）
七十多年前，我和堂兄周积琏年纪尚幼，却先后投身革命，加入了新四军。战火纷飞，通信闭塞，见面成了奢望，但命运总会开一些意外的玩笑。在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竟有过几次难得的相聚，其中三次特别深刻，铭刻在我记忆的长河里，永不磨灭。 1949年解放上海前夕，我第一次与堂兄相遇。当时，我所在的连队驻扎在苏州著名的佛教圣地——西园寺。寺中五百尊罗汉像各具神态，即便在战时，敌机频繁轰炸扫射，仍有游客前来观瞻。我那日站在寺庙前，几名群众围住我，惊呼：哇，这么小的一个解放军！我才不满十六岁，穿着略显宽大的军装，上衣垂到膝盖，腰间束着黄皮带，腿上裹着绑带，肩背红十字包。虽然装束笨拙，但我自觉得英姿飒爽，内行一眼就能认出我是卫生员。围观群众见我年轻有礼，便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，还化解了对解放军的某些误解。就在这时，三位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走近人群，其中一人听到我说一口家乡话，立刻仔细端详我，惊呼：啊，积源，怎么是你呀？我顿时被他揽入怀中——原来是我的堂兄周积琏！与他同行的两位战友也大吃一惊。两年多未见，这次在大江之南的苏州意外重逢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。围观的群众知道情况后，也都为我们感到高兴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了堂哥所在的部队——那时年仅十九岁的他已是团警卫连指导员，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。上海解放后，我们兄弟随各自部队一起北上福建。第二次相见发生在福建解放后的第七个年头。五十年代初，蒋介石集团妄图反攻大陆，频繁从海上、空中沿海各地偷袭、轰炸。我在兵团直属单位改行做政治工作，而堂兄长期驻守海防前线岛屿，六年多未曾谋面。1956年7月，堂兄出差福州，并提前告知了相见地点：东街口八一礼堂附近。我按约而至，转了几圈仍不见人影，正焦急时，一位军人问我是否找人，我答是，正寻找周积琏。那人喊了一声，就是他！堂兄立刻跑过来，手拉我的手，从头到脚仔细打量，连声说：刚才没认出来，你长高了。旁边的战友笑着说：六年多不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一下子认不出很正常。由于堂兄当日要赶回部队，我们便在味中味饭店点了两个菜，聊起分别后的酸甜苦辣。六年光阴，战火纷飞，谈何容易？我们聊老家亲人，聊战友思念与感恩，聊工作与学习……堂兄讲述解放厦门时受伤的情况，我则回忆进军福建途中生病高烧、战友背扶的经历，以及组织决定我改行做政治工作的经过。两小时的相聚，笑声与泪水交织，浓缩了六年多的离愁别绪。临别时，堂兄千叮咛万嘱咐我珍惜身体，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。这是革命胜利后的难得重逢，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体会到兄弟相见不相识的深意。 第三次相见，更是刻骨铭心。1968年9月至1969年1月，党中央在北京举办第四期全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，万人齐聚，等待毛主席亲切接见。堂兄任某团政委，我是福建省军区工作人员，同属福州班，驻在同一个大院，幸福地一起学习百余天，并参加天安门前的国庆19周年大典。国庆清晨四点，我们胸前佩戴功勋章、纪念章、毛主席像章，乘大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前，整装待发。十点整，毛主席与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，现场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，歌声与呐喊如潮涌动。壮观的阅兵持续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席地而坐，静待夜晚金水桥边的焰火表演。灯光与烟花交相辉映，天安门广场、长安街汇成绚烂的海洋——人海、歌海、花海、幸福的海洋。在欢乐的时刻，我和堂兄紧靠一起，眼睛紧随毛主席的身影，泪水悄然滑落，却拼命提高嗓门，高喊毛主席万岁，希望伟大领袖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回到驻地，我彻夜沉浸在幸福中。次日，我们在天安门毛主席巨像前手捧红宝书拍下合影，将兄弟第三次相见的幸福瞬间永远定格。 岁月如梭，新中国已迎来七十周年。我们兄弟一生戎装未下，历经艰辛与磨砺。耄耋之年，享受盛世之福，在军休所中安享幸福，饮水思源，不忘当初的峥嵘岁月，这是我对过去岁月最真挚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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